張家口與代國文化

○陶宗冶

　　據文獻記載，距今2000多年以前，在我國北方地區曾經有一個青銅時代的小國-----代國。關于代國所在的地理位置，《史記.趙世家》里曾有一段這樣的描寫：（公元前457年）“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枓擊殺代王及從者，遂興兵平代地”。大意是說：趙國主君趙襄子的姐姐原是代王的夫人，襄子的父親趙簡子剛剛死去，趙襄子為父親服喪的喪服還沒脫，就登上夏屋山宴請代王，也就是請他的姐夫來吃飯。席間，先叫廚子用銅枓（一種用青銅制做的帶長柄的舀酒器皿）請代王和代王的隨從飲酒，酒過三巡，悄悄地命令一個叫各的宰人（宰人大概是官職或家臣的名稱，應該力大無比）突然用銅枓把代王和隨從殺死，之后，立即發兵滅亡了代國。

　　這段記載中的夏屋即夏屋山，位置在今天山西代縣以北，代國疆域的西界當據此不遠。《史記.匈奴例傳》里又說：“趙襄子逾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說明趙襄子滅代時是越過句注山滅掉代國的。句注山既今天的雁門山，其位置也在山西代縣以北，從以上兩段記載推斷，代國應該在當時趙國的西北方向。考古發現，相當于春秋戰國時期，在趙國的西北有一種被考古界稱之為“玉皇廟文化”的青銅文化，這種文化分布區域西起山西渾源，東至承德，北達燕山，南與燕國和中山國接壤，其中心位置在今天河北省張家口市的宣化、懷來、涿鹿和北京延慶一帶。因為“玉皇廟文化”在歷史上存在的時代剛好是春秋到戰國早期，時間與代國存亡時間相符，地域又與《史記》里記載的代國一致，所以，學術界認為“玉皇廟文化”就是歷史上被趙國滅亡的代國文化。

　　上世紀80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在張家口市宣化縣小白陽、懷來縣甘子堡和與懷來縣相鄰的北京延慶縣玉皇廟相繼發現了近千座代國文化的墓群，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青銅器和各種裝飾品。出土的文物中，除了部分青銅器禮器屬于燕國文化的之外，其它的器物都帶有顯著的北方農牧民族的文化特色，和同時期的中原文化有著顯著的差別。首先，代文化的裝飾品種類繁多，形式多樣。從出土時裝飾品在人體上的分布狀況，使我們可以知道當時的代國人耳朵上普遍佩戴著粗大的彈簧狀銅耳環，身著鑲嵌著圓形銅扣的衣褲，脖子上佩帶著一串串由銅、骨或松石、瑪瑙組成的可垂至胸部的串珠項飾，串珠下常常掛著一件體型稍大的馬、虎或蛙形的青銅飾牌；而有的項飾是用大如現代酒盅的銅飾牌組成的，形態十分罕見。整體裝束給人的印象是既威風凜凜，又顯鮮艷華麗，具有獨特的北方地區文化的特點，而那些身份較高或者財富較多的人，雙耳還佩戴著金質耳環，脖子下還掛著大片黃金做成的C形項飾，有如此項飾的人，估計很可能是代國里的權貴或巫師。

　　代文化發現的青銅短劍、刀、錛、斧一般都掛在死者的腰間，足下放置一捆骨質或青銅的箭簇，它體現出代國人具有農牧與狩獵兼備的北方少數民族特有的民族風尚。代國人具有的這種北方地區少數民族的習俗，和西周時期的山戎人以及后來的匈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它從民族學的角度也證明了代國是一個具有北方地區農牧民族文化特色，與北方草原各民族共性相對較多的一個國度

　　代文化青銅器里最讓人感興趣的，當屬那一件件鑄造精美的青銅短劍。由短劍、戈和箭鏃構成的代文化武器組合里短劍最具特色。代國人的短劍多呈柳葉形，兩邊為刃，中間呈脊，只有極少數短劍的劍脊呈柱狀。短劍劍格（我們通常說的護手）多種多樣，劍柄大多裝飾有蛇，馬、豬等動物紋飾，有時也有用鳥和魚來裝飾，可謂飛禽走獸包羅萬象。在造型上，劍首的設計可謂千姿百態極具想象力，比如，有的設計成兩只卷曲對視的野獸，下面的劍柄鑄有兩只體型呈S形狀的螭龍；有的劍首外側各趴著一只野豬，劍首里側是面向野豬的兩只小老虎，而劍格又被設計成馬頭狀；而有的將劍柄鑄成麻花形或由無數條螭龍盤根錯節相互扭曲組成的鏤空型，然后在螭龍的上面再鑲嵌瑪瑙或松石。這種鏤空加鑲嵌的鑄造工藝十分復雜，所呈現的藝術魅力自然也極其動人。為此，考古學家稱這種短劍為花格劍，它不僅是代國文化中的精品之作，而且把農牧民族的工藝與藝術特色體現的淋漓盡致。

　　宣化縣小白陽墓群出土的青銅短劍

　　觀賞代文化青銅器的造型和佩戴的飾品，讓人明顯的感到代國人十分喜愛用動物來裝飾自己的。經初步統計，在代文化中可以辨別的動物就有虎、馬、鹿、蛇、蛙、豬、螭龍、鳥、魚等等，代國人不僅把這些動物紋飾裝飾在青銅短劍劍柄上，也裝飾在各種掛件和鏈接衣褲的青銅帶鉤上，動物藝術的表現手法比同樣屬于北方農牧民族的山戎人更加豐富，更加濃厚，也更加多彩。毫不夸張的說，觀看代國青銅文物就是在欣賞一件件杰出的古代藝術品

　　代文化里的外來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大型的燕國青銅器禮器。截止目前，這些燕國的青銅器禮器主要集中出土于延慶縣玉皇廟和懷來縣甘子堡、北辛堡墓群，年代都在春秋中期。根據這批青銅器的出土地點、器物種類、器物等級與器物數量分析，擁有這批銅器的主人一定是當時代國的權貴，由此推斷，代國的政治經濟中心就應該在這一區域內。問題是，這些燕國的青銅禮器是如何來到代國的呢？

　　懷來縣甘子堡墓群出土的燕國青銅器

　　一種可能是燕國賞賜給代國的。因為自從西周晚期以來燕國國力一直處于衰落階段，由于國力不支還屢次被山戎入侵搶掠，所以才不得不在春秋早期外請齊國幫忙北伐山戎。《史記.燕召公世家》記載：二十七年（公元前657年），山戎侵伐燕國，齊桓公來救援，一直把山戎打退到北方才回去。之后燕君送齊桓公，送出了燕國國境進到了齊國境內，桓公就把燕君所到的地方割讓給了燕國，并對燕君說，讓燕重新遵循召公時的法度向周天子進貢，就像在成周時一樣。按照這段記載分析，當時燕國已經到了連向周天子進貢的能力都沒有的境地了，可謂國力衰落，已近生死存亡。由此推斷,春秋中期燕國國力也不可能完全恢復過來。

　　與燕國自顧不暇國力衰落相反，春秋中期的代國卻正是國家初立，國力強盛興旺發達的時期，考古發現的代文化最發達的時候也正是春秋中期。這時的燕國為了防止北部邊界再出現以前諸如山戎侵燕的事件發生，從而再受代國侵擾，拿出一些青銅禮器贈與代國貴族以示友好，或以聯姻形式鞏固兩國關系也未嘗不可能。

　　第二種可能，雙方交換所得。春秋時期，馬的經濟價值和戰略價值都十分重要，這一時期無論在中原還是在北方，許多墓葬的隨葬品里都有青銅車具。生產需要馬，貴族乘車需要馬，戰車更需要馬。代國產馬，燕國需要馬，有產有需相互買賣應該說順理成章。但有一個現象與此矛盾。1957年懷來縣甘子堡出土過一件重要的青銅器，它就是國寶級的文物———“孟姬匜”。器內刻有銘文，大意是：“佳正月初吉丁亥，蔡叔季之孫，員媵孟姬有之婦盤。用祈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之”，說的是春秋時期燕國與蔡國之間婚嫁的事，這件作為“子子孫孫永寶用之”的重要銅器，是要世代相傳，萬世流芳的，鑄造的目的就不是要交換或者送人的，如此重要的銅器難道也能交換？或者也可以買賣？也可以饋贈和賞賜？再一個例子，懷來縣甘子堡代國墓群出土過一件帶有銘文的燕國青銅盤，上面共計27個字，可辨識能連讀的字是“……..曾子子孫孫永寶用之”，可見這件盤同樣是當作為傳家寶來鑄造的。所以，判定這些代國文化里的燕國銅器是交換或饋贈所得，與銘文內容有矛盾。

　　第三種可能，掠奪而來。這種可能最大，理由除了孟姬匜、甘子堡青銅盤以外，代國遺存里大量的燕國青銅器都是春秋中期的，再晚的十分少見。春秋中期是代國實力最強大的時期，它有能力趁春秋早期齊伐山戎，山戎衰敗之后，燕國國力還不行之際接替山戎的角色搶奪燕國，孟姬匜、甘子堡青銅盤就是代國搶掠燕國的證據。代國是一個以農牧經濟為主的小國，它與以農業經濟為主的中原諸侯國相比，在糧食、織布、金屬鑄造和有技術專長人員方面顯然相差很多，如此一來，農牧民族對農業民族的需求無疑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如果在以物易物不能正常進行的時候，或者雙方實力懸殊有機可乘的時候，采取掠奪的方式來獲取物資和人員就會成為一種常見的手段，這在古代十分常見。西周至春秋時期山戎屢次侵燕，甚至侵齊，乃至青銅時代以后在長城地帶上演的一幕幕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征戰的歷史大多于此有關。《戰國策》記載了蘇秦這樣一段話：“昔者齊燕戰于恒之曲，燕不勝，十萬之眾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就是說在春秋中期左右，燕國還在受齊國和胡（應該包括狄人）的侵擾。直到春秋晚期，由于晉國在今天的山西中部大敗北方諸族群，屬于狄人的代國也到影響，北方地區各游牧族群對中原農業民族的入侵才漸漸平息下來。《左傳.昭公元年》載：“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指的就是公元前541年晉國大敗北方游牧族群的事件。這一場戰役形成的歷史轉折，極有可能使得代國再也無力對外搶奪燕國了。所以春秋晚期以后代國文化里燕國青銅器少于中期，此后，在張家口地區再次見到燕國青銅器時，這些銅器的主人已是戰國時期名正言順的燕國人了。因此，代文化中的燕國銅器不排除來自掠奪，因為以此推理才能把代國貴族擁有孟姬匜一類燕國青銅禮器的原因得到合乎邏輯的解釋。

　　目前，對代文化的研究可以說才剛剛起步，雖然許多歷史疑問隨著考古新發現不斷地被一一解開，但更多的問題又不斷被提了出來，比如，代國與中山國同屬狄族，為什么同一時間在張家口一帶建立了代國，而在河北平山縣一帶又建立了中山國?內中原委是部落不同或狄族本身分支造成，或者還有其它原因？再者，代國與燕趙中原諸侯國之間，與中山，山戎，乃至與北方草原其它民族之間的文化交往與融合的過程等等，都有待人們去發現，去追尋、去探索。考古學就是在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和提出問題之間不斷地迂回前進，或許這就是考古學的魅力所在吧。

　　代國，是中國北方長城地帶青銅時代晚期由狄人建立的一個與中原文化完全不同的農牧文化的國家。代國的文化有鮮明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色彩，也有著中原農耕民族的特性，是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交匯融合的一種獨特的青銅文明，形成這種狀況的起因，既有北方多民族、多族群的人類群體在這里長期生存、交往、融合的歷史因素，也有冀西北地區北高南底的地理環境，造成了南面的農耕民族與北面的游牧民族在此碰撞相會的地理原因。如果把代國文化的這一特證放到長城文化的大歷史背景下觀察，代國文化恰恰體現了長城文化所具有的農耕與游牧文化分界帶的特點，它鑄就了張家口邊塞文化的歷史基礎，是形成長城文化鏈條中最早的環節之一。

　　張家口地處長城地帶，北跨草原南接中原，從新石器時代以來就是溝通遼西、河套和中原不同人類文化交往的“三岔口”，在促進中華文明的形成中曾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進入青銅時代以來，張家口又是農耕與游牧民族雜居之地，不同時期，不同民族先后在這里聚集生活，為張家口輸入了多元的文化，也形成了張家口獨特的古文化特征。長城修筑之后，張家口又是一處重要的關隘，在近2000年的歷史中，這里相繼上演了一幕幕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從征戰到融合統一，直至開放互市的歷史大劇。清代以后，以張庫商道著稱的中俄貿易之路，就是從這里出發走向草原，通向俄羅斯，張家口又為北方草原茶葉之路的繁榮譜寫出了華彩的歷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