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清

　　四臺遺址位于張家口市尚義縣石井鄉四臺蒙古營村南，西南距尚義縣城35公里。遺址所在地勢四周高，東、西、南部高，北部最矮，形成南北狹長的小盆地，盆地中部有一個天然的水淖。遺址分布在水淖西側的丘崗東坡上，依山、傍水、朝陽，地勢平緩，遺址范圍內有幾條沖溝，周邊的山頂、山腰裸露山體基巖，水土流失嚴重，所謂的山谷也就是丘崗靠下的位置，黃土堆積較厚，遺址保存較為完整。

　　尚義四臺遺址

　　四臺遺址于2004年發現，2015～2018年張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取得重要成果。為了深入研究四臺遺址的文化內涵，2020年至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張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尚義縣文化廣電和旅游局等單位聯合開展了新一輪的發掘和研究。2023年該遺址的考古工作被納入“考古中國”項目。

　　考古發現，尚義四臺遺址文化堆積較厚，延續時間極長，文化層及遺跡間的地層關系清晰，出土遺物豐富，為辨識遺址各期的文化面貌和年代提供了重要資料。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美國貝塔（B e t a）實驗室、遼寧大學、西北大學、河北師范大學等連續采樣并檢測了遺址的40多個碳十四測年樣品，為認識遺址各期遺存的絕對年代提供了充分依據。對第一、二組遺存房址出土木炭、動物骨骼的碳十四年代測定，獲得15個距今萬年左右和10余個距今9000多年的系列測年數據。第三組遺存的年代為距今7600～7400年，第四組為距今7200～7000年，第五組為距今6800～6400年。第一、二組遺存目前浮選發現的植物遺存包括蒿屬和藜科、禾本科、菊科等。花粉組合指示這一時期是森林-草原植被景觀，氣候溫涼偏干，食草類動物在周圍活動頻繁。動物骨骼初步鑒定出的種類有蚌、螺、蛙、魚、雉、鳥、鼢鼠、田鼠、野兔、刺猬、犬、狼、熊、小型貓科、黃鼬、獾、梅花鹿、馬鹿、狍子、麂、野馬、野牛、野豬等，犬可能為家養，表明周邊古環境為適宜野生動物生存的山地草原環境，有一定的河湖等水源；也表明四臺先民的生業模式以狩獵經濟為主，肉食來源主要為野生鹿類、野豬、野馬、野牛等大中型哺乳類動物，魚類、鳥類和淡水貝類等是補充性肉食資源。

　　尚義四臺遺址考古研究的現實意義：

　　1.進一步完善了舊石器到新石器過渡的證據鏈。從該遺址上萬年房址出土的陶器、石器等特征來看，各類器物都呈現出了連續發展的過程。房址中發現的舌形毛坯料、楔形石核、錐狀石核、細石葉，完整地展現了一個由楔形石核到錐狀石核一個發展過程，上承距今1.6萬-0.8萬年發現較多的楔形石核、較少錐形石核的于家溝遺址，下啟發現較多錐形石核的黑土坡遺址，成為兩個遺址之間細石器轉變的關鍵一環，而且細石器工業繼承發展自泥河灣盆地一萬余年的楔形細石核技術傳統，表現出文化與人群的發展的連續性，為中國北方舊—新石器時代過渡研究提供了非常典型而且最直接的證據，實現舊—新石器時代無縫鏈接。

　　2.為中華文明探源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四臺遺址陶器的燒制、石器的壓剝、打制都非常成型，細石器、板狀器、戳印紋的陶片組合，呈現出一種全新的文化面貌，為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四臺文化。陶器戳印的紋飾有的像“之”字紋、網格紋、窩點紋等與西遼河流域興隆洼文化和太行山東麓的易水流域的北福地有相似的文化因素，極可能是“之字紋”“窩點紋”等紋飾的源頭之一。這就將燕山南北地區、長城沿線、遼西地區聯系起來，可以說為“燕遼文化區”找到了源頭，為探討中華文明的起源過程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

　　3.為我國北方近萬年的旱作農業起源提供了佐證。尚義四臺第二期文化遺存中發現炭化的粟與黍顆粒，是繼東胡林、興隆溝、興隆遺址之后，再次發現粟黍等植物遺存，而且，四臺遺址發現大量的石磨盤、磨棒等研磨加工工具和石鏟類翻土類工具，并有石斧等砍伐器具出土，并結合淀粉粒、植硅體等微體遺存等綜合分析，表明在距今7700-7400年前后，四臺先民栽培農業已經占有一定地位，四臺遺址第二期文化遺存為我國北方旱作農業起源增添了新的物證，推動我國北方地區旱作農業起源的研究。

　　4.揭示了近萬年的北方人類飲食結構。根據四臺遺址的初步研究結果，遺址在距今11000-8000年左右的全新世早期，植物資源較為匱乏，降水較少，屬于較為溫涼偏干的階段。孢粉分析結果顯示此時遺址周邊蒿屬、藜屬的植物所占的比例特別大，同時也分布著少許木本植物，這一時期的人類主要靠采集來的食物維持自己的生存需要。植物考古表明，距今10000前后四臺先民已經開始利用小麥族、橡子、塊根塊莖類、蒿屬、藜屬植物資源。

　　距今8000-7000年，當時蒙古高原迎來了全新世大暖期，氣候屬于比較暖濕的階段，遺址周邊發育櫟屬等喬木花粉最高，顯示地貌主要為溫暖濕潤的森林—草原所占據，暖濕環境使得粟、黍及其野生近緣種能夠茁壯生長，而竹亞科、蘆葦的發現及湖泊沉積物、孢粉分析，表明遺址周圍有豐富的水域環境。這些都有利于粟類植物的生長，為四臺先民馴化產生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條件。加之四臺先民對粟類植物的長期采集、利用，已經掌握了關于粟類植物生長所需條件以及生長特點的知識，由此四臺人逐步減少對植物采集，進而有意識地開始了對粟類植物大規模的利用及馴化。此時四臺先民依然采集小麥族、橡子、塊根塊莖類植物，但馴化粟類植物已經是先民比較重要的食物來源，農業經濟不斷在擠壓采集經濟的占比，但仍然沒有超過采集經濟的比重。

　　動物考古表明，距今10000年前后，四臺先民的生業模式以狩獵經濟為主，肉食來源主要為野生鹿類、野豬、野馬、野牛等大中型哺乳類動物，魚類、鳥類和淡水貝類等也是其補充性肉食資源，到了距今7700-7400年前后，遺址中出土的動物骨骼極少。

　　這些都表揭示了四臺先民的生活方式，距今10000年前后以狩獵采集經濟為主，距今7700-7400年依然是狩獵采集經濟，但旱作農業經濟比重大幅上升。這些充分表明環境與人類活動和文明變遷有著密切的關系。

　　5.延伸了我國北方文化的歷史軸線。泥河灣盆地建立起了176萬年到1萬年人類歷史文化發展演化序列，尚義四臺遺址發現10400-6400年間的新石器時代早、中期文化遺存，大大地延伸了歷史軸線。該遺址萬年前的房址，結構形制統一、明確，且數量多，開中國北方地區定居之先河，將北方地區定居史的軸線延伸至萬年前。而定居是農業的前提，遺址第二期文化時期，粟黍栽培農業占有一定比例，且呈現出隨著時間推移野生性狀粟類淀粉粒在減少，馴化性狀淀粉粒在上升的態勢，進而表明在冀蒙交界地區存在粟類植物起源與馴化的完整過程，從而將北方旱作農業史很可能延伸到萬年前。萬年左右陶器的燒制、石器的壓剝、打制都體現出高超的手工業技術水平。（本文作者系張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市歷史文化研究領導小組考古發掘專班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