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舊新石器過渡學術研討會”與“東亞地區的農業起源學術研討會”在鄭州舉行，國內文物考古領域的權威專家們圍繞“動因——環境生態”“文化與技術”“適應策略——生業、資源與人群”“國際視野”等4個主題進行深入探討。

　　專家們的發言和討論中，河北尚義四臺遺址不斷被提及，成為高頻詞匯。

　　尚義四臺遺址填補了燕遼考古文化區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研究空白，建立起北方地區舊新石器過渡期的無縫銜接，為中國北方萬年文化史再添實證，為研究北方旱作農業起源、人類群體從流動向定居形態轉變、早期草原絲綢之路形成與發展等課題提供了重要資料，對于探索中華文明根系等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尚義四臺遺址考古工作已被納入“考古中國”重大研究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華北北部舊新石器過渡模式研究”等項目。

　　　　一場大雨，澆出不尋常的“舊新石器過渡”遺址

　　11月，遼闊的冀西北已經天寒地凍，四臺遺址本年度考古發掘接近尾聲。

　　因特殊的地理氣候環境，一年之中僅四五個月時間能“動土”。今年，考古發掘面積為500平方米，越來越多的發現讓人們對四臺先民的村落結構、生產和生活方式、精神世界、社會組織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河北地域廣闊，地貌特征豐富。這處遺址位于尚義縣石井鄉四臺蒙古營村。村子附近是賈格生淖，遺址就位于西側坡地上。從大的地理范圍來說，這里地處河北西北部壩上高原地帶，地屬蒙古高原東南緣，即農牧分界線的草原通道上，地理位置優越。

　　2004年，一場大雨不期而至。雨后，村民偶然發現了這處遺址。考古專家聞訊而至，初步判斷這是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2015年至2018年，考古工作者對該遺址進行搶救性發掘，出土了特色鮮明的陶罐、石器等遺物，引起考古界的格外關注。

　　2016年，當地考古工作者將部分器物帶至北京。故宮博物院原院長、著名考古學家張忠培先生見到這些器物時驚呼：“這東西太重要了！這個遺址是河北自發現磁山文化以來新石器時代考古又一重大發現！你們要把今后的工作做細、做好！”

　　經國家文物局批準，自2020年起，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聯合對四臺遺址開展考古發掘研究工作。該遺址面積約15萬平方米，展示了從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中期罕見的多層堆積。根據測年，該遺址文化遺存年代在距今10400年—6400年間，是我們認識華北北部，乃至東北亞地區舊新石器過渡過程的重要一環。

　　數年來，河北考古工作者不斷融入新方法、新科技，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

　　該遺址建立起北方地區舊新石器過渡期的無縫銜接，為研究舊新石器過渡、旱作農業起源、早期草原絲綢之路形成與發展等課題提供了重要資料，對于探索中華文明根系等研究具有重要意義。該遺址系中國北方地區最早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其文化面貌反映出來的區域特征，將燕山南北、長城沿線和遼西地區聯系起來，形成了一個大的文化區——“燕遼文化區”。

　　　　多項“之最”，揭示史前社會“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舊新石器過渡，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關鍵節點、一次偉大革命。四臺遺址之珍貴，首先在于其罕見的多期文化遺存，既揭示了新舊石器過渡階段，又更多地體現著新石器時代的因素。其考古發現，揭示出多個“之最”。

　　目前，主要發現了距今10400年—6400年間的文化遺存，依據地層、測年、遺存特征將其分為四期。第一期遺存，距今10400年—9000年，包含舊新過渡因素的新石器早期遺存；第二期遺存，距今7700年—7400年，發現素面小平底筒形罐和大口鼓腹筒形罐、石鏟等新石器中期遺存，農業因素突出；第三期，距今7300年—7100年，發現典型的裕民文化的遺跡遺物，是蒙古高原最南部的裕民文化遺存；第四期，距今6800年—6400年，發現以大口尖寰底罐為代表的遺存，顯示出與更遠的北方的文化交流與互動。這些地層堆積清楚、年代明確、罕見的多期文化遺存，為建立中國北方舊新石器過渡至新石器時代早中期考古學文化序列、探討中華文明的孕育過程，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材料。

　　房址，是四臺遺址極為重要的發現。在遺址中，發現10余座聚集而居的半地穴式房址，面積7—12平方米，平面近方形或長方形，穴壁極不規則，柱洞大多圍繞穴壁分布……這些數量豐富，且有一定布局、明確結構和完善功能的房屋群建筑遺跡，系在中國首次發現，是中國北方新石器時代半地穴房屋和聚落的雛形，是目前中國乃至東北亞地區發現的最早的定居村落，揭示出人們從舊石器時代群體流動向新石器早期逐漸定居的發展轉變。

　　居有定所，那么，生業如何？舊新石器過渡，有時也被稱作農業革命。在四臺遺址中，逐漸有了居住地的先民們，能成組配套地使用工具。他們不再僅僅是依靠狩獵采集的覓食者，而是逐漸開始栽培馴化的生產者。對該遺址萬年前后的發現進一步研究表明，特定的狩獵采集經濟模式支撐下也會出現一定量的定居生活，并且在農業資源相對貧瘠、環境變化敏感的邊遠地區，反而可能較早地得到發展。在第二期遺存中，發現距今7600多年的炭化粟與黍顆粒，是繼東胡林、興隆溝、興隆遺址之后，再次發現粟、黍等植物遺存。同時，四臺遺址還發現大量的石磨盤、磨棒等研磨加工工具和石鏟類翻土工具，并有石斧等砍伐器具出土，結合淀粉粒、植硅體等微體遺存等綜合分析，表明在距今7700年前后，四臺先民已能夠栽培粟、黍。這些發現為北方旱作農業起源增添了新的實證，也為我國北方地區旱作農業起源研究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考古人員對房址中出土的木炭、動物骨骼進行測定，獲得了從萬年左右至9000多年的系列測年數據。通過對該遺址出土的動植物遺存進行分析，氣候從萬年前溫涼偏干向七八千年前溫濕環境持續轉變，均顯示出這一時期為“森林—草原”景觀，河湖水源相對豐裕，先民不僅能采集到藜屬、菊科等植物籽實，還能捕撈獵取到蚌、螺、蛙、魚、雉、野兔、刺猬、犬、獾、梅花鹿、狍子、麂、野馬、野牛、野豬等動物來食用，并且已經開始馴化狗。相對優越的環境與動植物資源，適合人類過定居生活。部分動物骨骼被進一步加工成生產工具或裝飾品，彰顯出創造力和愛美之心。

　　這些年的考古研究表明，四臺遺址是迄今為止在華北北部發現的一處年代最早、內涵最豐富、包含舊新過渡因素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中國北方乃至東北亞地區目前最早最確切的定居村落、數量最多的早期陶器、最早的新石器文化等發現，揭示出史前社會發展中“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一條根脈，豐富中華文明探源研究

　　距今約萬年前，是華北北部“新石器化”全面啟動的關鍵環節。數年來的堅守和深入研究表明，四臺遺址為中國北方萬年文化史提供了最新實證，豐富了中華文明探源研究。

　　目前，一個久遠的時間脈絡逐漸勾勒出來——

　　此前，泥河灣盆地建立起距今176萬年—1萬年人類發展演化序列，而尚義四臺遺址則發現距今10400年—6400年的新石器時代早、中期文化遺存。此外，宣化鄭家溝積石冢、崇禮鄧槽溝梁龍山石城等一系列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的發現，都呈現出冀西北遠古文化與社會發展的連續性，實證了中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年代連續，只是一個方面。就內涵而言，相關研究收獲更為豐富——

　　四臺遺址早期正處在我國舊新石器時代過渡的關鍵階段。第一、第二組文化遺存中，地層關系清晰、測年數據連續，房址結構和出土陶器石器特征都體現出連續發展的過程。以石器為例，早期打制石器較多，磨制石器少且體量小，越往后期磨制石器越多，打制石器不斷減少。發現的舌形毛坯料、楔形石核、錐狀石核、細石葉，完整展現了由楔形石核到錐狀石核的發展過程。這一過程，上承距今1.6萬年—0.8萬年的發現較多楔形石核、較少錐形石核的于家溝遺址，下啟發現較多錐形石核的黑土坡遺址，成為兩個遺址之間細石器轉變的關鍵一環。而且，其細石器工業繼承發展自泥河灣盆地一萬余年的細石核技術傳統，表現出文化與人群發展的連續性，為中國北方舊新石器時代過渡研究提供了非常典型而且最直接的證據，實現舊新石器時代過渡的無縫銜接。

　　考古發現舊石器時代晚期華北北部人類主要居住在泥河灣盆地及其周邊洞穴中，但到了新石器時代早期，人類開始走出洞穴，來到相對開闊、水源充足的曠野上挖穴建屋，捕捉動物，采摘植物果實，圍著火塘烤火取暖，還用陶鍋煮食，逐漸由穴居向定居生活過渡，并逐漸發展農業生產活動。四臺遺址就是呈現這一變化的很好例證。

　　迄今，四臺遺址發現陶器殘片數量多，系同時期出土陶器遺物最多的遺址。不僅有平底器，還有尖底器。陶器陶質較疏松，器型主要為筒形罐、尖底罐、板狀器，紋飾有戳印的圓圈紋、折線紋以及刻劃的菱形格紋。其中，壓印紋飾中的類“之”字紋、網格紋、窩點紋等文化因素，在西遼河流域興隆洼文化、太行山東麓北福地一期文化中得到延續和發展，故而可能是“之”字紋等紋飾的源頭之一。

　　這些發現，為燕山南北和西遼河流域找到共同的文化根源。

　　因此，四臺遺址萬年前后的文化遺存代表了一支新的考古學文化——四臺文化。這是目前發現的北方地區最早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其所反映的區域文化特征突破了以往對我國北方區域考古學文化認識，將燕山南北和西遼河流域聯系起來，構成了一個大文化區——“燕遼文化區”，為更加全面和深入理解該地區古代社會發展演變奠定了基礎。

　　尤為可貴的是，四臺文化為探討中華文明起源過程提供了全新視角。迄今為止，冀西北壩上地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和地點約百余處，大多分布在山區、河谷、湖泊周邊地帶，較為零散，面積有限，但始終有一條傳承發展脈絡。從冀西北地區新石器時代早中晚期的考古發現來看，先民們一直在居住方式、生業經濟、手工業傳統和原始宗教文化等方面進行著諸多創新創造。

　　定居起源、農業起源、舊新石器過渡……兼收并蓄的四臺遺址描繪了人類社會演化的諸多新路徑。從狩獵采集走向農耕生產，“四臺人”在與環境互動中不斷向前發展；從游獵到定居，“四臺人”在與周邊的交融中不斷更新內涵……這些為延伸歷史軸線、追溯中華文明源頭、講好遠古中國故事、實證中國萬年文化史，具有重大學術價值與社會意義。(趙戰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