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文明演進的宏大敘事中，農業起源始終是最動人的篇章之一。在中國北方，這片粟（谷子）和黍（糜子）的起源與馴化中心，遠古先民如何在氣候的波瀾起伏中邁出農業第一步？

　　近年來，河北康保興隆遺址多學科研究團隊持續開展區域生態環境演化研究，階段性成果為我們揭開了這段塵封萬年的歷史。

　　這項研究如同一份精密的氣候與人文互動檔案。研究人員憑借從遺址地層中提取的植物孢粉、植硅體等，結合高精度碳十四測年技術，重建了距今約1.17萬年以來連續的環境演變序列，由此揭示早全新世人類如何利用氣候窗口期，逐步從高流動性的狩獵采集生活轉向（半）定居狀態，最終孕育出低強度的農業生產，為我們理解人類如何響應并改造環境提供了珍貴的東亞案例。

　　研究的重點在興隆遺址的一處自然沉積剖面。從厚厚的土層中，研究人員采集了70份樣品，通過對其中蘊含的植物孢粉、植硅體進行鑒定和統計，成功解讀了萬年以來植被、水文與氣候的變遷密碼。

　　孢粉，這些微小的植物生殖細胞，記錄了區域植被的構成；植硅體是植物細胞中形成的二氧化硅顆粒，猶如植物的“化石指紋”，能更直接地反映當地生長的植物種類，尤其是草本植物。兩者的結合，使古環境重建既兼顧植被的概況，又能捕捉到人類活動的痕跡。

　　分析結果表明，該地區的氣候環境在全新世以來主要經歷了3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距今約1.17萬至1萬年的升溫增濕期，氣候逐漸轉暖轉濕，植被從干冷的草原向森林草原過渡，局部水體環境趨于穩定，為人類的聚集和活動提供了初步的生態基礎。第二階段是距今1萬至5000年的溫暖濕潤期，特別是其中的1萬至7100年，森林草原植被繁盛，湖塘廣布。在這看似最利于森林擴張的時期，研究人員發現人類為了建房、取薪、開辟活動空間，對周邊的林木資源進行了持續的開發和利用，抑制了森林的自然擴張。第三階段是距今5000年以來的降溫干旱期，氣候轉向干冷，植被逐漸退化為疏林草原和典型草原，水體大幅萎縮，直至約1800年前，遺址附近的濕地環境基本消失。

　　正是在上述第二階段那個氣候最優期，興隆先民的生活發生了微妙而深刻的變革。考古證據顯示，早在距今8000年前，炭化黍和粟的種子就已經出現在興隆遺址的文化層中。這些早期的栽培作物種子與大量的野生植物種子（如蒿屬、藜科）和動物骨骼（如原始牛、鹿類）共存。這表明，農業在當時并非生存的主旋律，而更像是一種“實驗”或“補充”。這種生計模式亦被稱為“低水平食物生產”，即人類已經開始有意識地播種、管理和收獲某些植物，但并未完全放棄傳統的狩獵采集，也未形成對馴化作物的絕對依賴。

　　這種轉變是人與環境雙向奔赴的結果。暖濕的氣候為植物的生長和實驗性栽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窗口期。人類通過砍伐林木、管理土地等方式，主動改造周邊微環境，為粟和黍的生長創造空間。這種互動不再是被動地適應，而是主動地塑造環境。研究還發現，在約8150年前，植被和水文指標指示了一次明顯的環境波動，可能導致水資源緊張和野生資源減少，刺激了人類加強對栽培作物的依賴，加速了農業行為。

　　距今8150至7100年，興隆遺址進入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的繁榮期。考古發現了地穴式和半地穴式房屋、室內集中埋葬的墓葬、制作更精美的陶器、種類和數量更豐富的磨制石器、骨角器乃至蚌飾等。這一切都指向了一個人口更為穩定、社會結構更復雜的社群。粟和黍的出土數量有所增加，狩獵采集依然在生業模式中占據重要地位。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也日益加深，木本植物減少至全新世的最低水平。可以說，是持續適宜的氣候背景為人口的穩定和發展提供了可能，而人口的穩定和增長又加劇了對環境資源的利用和改造力度，推動著社會向更復雜的形態演進。

　　這項穿越萬年的研究，是理解中國農業獨立起源的關鍵拼圖。興隆遺址的研究將粟和黍栽培的出現時間再次向前推進，并細致描繪了其從補充性資源到逐漸重要的漫長過程，夯實了中國北方作為世界農業起源中心之一的地位。

　　這項研究表明，人類的適應策略是靈活多樣的。興隆先民在氣候最優期積極探索農業，而在氣候波動期則可能強化這種探索，展現了強大的韌性和適應性。這為當今全球變暖背景下的農業轉型和生計調整提供了古老而深刻的智慧。研究區所在的壩上地區，至今仍是中國典型的生態脆弱區和農牧交錯帶。理解該地區在歷史上的人地關系演化，對于今天如何統籌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如何推行“退耕還林還草”等生態政策具有參考價值。

　　興隆遺址的故事告訴我們，農業的起源并非一場突如其來的革命，而是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一場持續了數千年的對話、試探與共同演化。這部由孢粉、植硅體、炭化種子和考古文化遺存共同寫就的“地史檔案”，不僅讓我們窺見了中華文明起源的經濟基礎，更啟發我們思考，如何從祖先的智慧中汲取力量，走上一條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來源：人民日報 邱振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