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閉幕不到一周，習近平總書記就帶領新當選的二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去延安，宣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賡續紅色血脈、傳承奮斗精神，在新的趕考之路上向歷史和人民交出新的優異答卷的堅定信念。

　　在黨的七大會址前，習近平總書記滿懷深情地說：“延安是中國革命的圣地、新中國的搖籃。”他說：“黨的七大在黨的歷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標志著我們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走向了成熟。”“在政治上，黨通過延安整風，使全黨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實現了黨的空前統一和團結。”“在思想上，黨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把毛澤東思想寫入了黨章。”“在組織上，黨形成了一支高舉毛澤東旗幟的久經考驗的政治家集團。”

　　這是延安成為新中國搖籃的基本原因。我們也在楊家嶺革命舊址加深了對這些論斷的理解。

　　1938年11月至1947年3月，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和中共中央機關在這里居住辦公。這是延安時期毛澤東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159篇文章，有112篇出自延安時期，著名的《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都寫于此，寫于鳳凰山窯洞的有16篇、楊家嶺窯洞的40篇、棗園窯洞的29篇。毛澤東思想在這里趨于成熟，并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這期間，中共中央指揮抗日戰爭敵后戰場并領導了解放戰爭，領導了大生產運動和整風運動，召開了黨的“七大”和延安文藝座談會。“七大”制定了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國的正確的綱領和策略；系統闡明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使全黨的認識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統一起來；選舉產生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領導集體，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達到空前統一和團結。因此中國革命從這里出發走向全國勝利。

　　在中國共產黨人精神品質的淬煉上，延安也居于特別重要的地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延安時期，黨提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并寫入黨章，強調共產黨“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要求黨的干部“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這一面”，形成了“只見公仆不見官”的生動局面。黨的七大首次將“具有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服務的精神”寫進黨章。毛澤東當時強調的實事求是也成為黨的思想路線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的歲月里，鼓舞全國人民大干快上、奮發圖強，大寨精神、大慶精神等代表性精神的核心就在于此，它至今仍然是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重要內容。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無論我們將來物質生活多么豐富，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一定不能丟，腳踏實地、苦干實干，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

　　良好的精神風貌必然表現為良好的作風。1940年2月，毛澤東在《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的講演中概括了延安的“十個沒有”：“這里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這“十個沒有”全面反映了當時延安良好的黨風、政風、民風，這是“延安作風”能夠戰勝“西安作風”、建立新中國的重要原因。要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就要堅定不移反腐敗，保持共產黨人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這本質上也是對“延安作風”的回歸與傳承。

　　除了精神與作風的塑造，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的局部執政實踐，也為新中國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和干部條件。陜甘寧邊區是1937年至1949年之間，包括陜西北部、甘肅東部和寧夏部分區域的共產黨根據地。共產黨把陜甘寧邊區作為國民政府時期實行民主政治和廉正政治的典范，是五臟俱全的一級合法政府。邊區對經過長征后大量傷亡的共產黨的壯大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更為后來新中國的成立準備了不可或缺的干部力量和治理經驗。許多黨政軍機關、學校、協會等都可追溯至此，而當時在邊區擔任重要職務的干部，也大多成為新中國各條戰線的長期領導骨干。

　　總之，延安成為新中國的搖籃，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也是中國共產黨人艱苦奮斗的必然結果。延安作為新中國的搖籃是當之無愧的。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經常到延安革命舊址去走一走、看一看，在這部永遠讀不完的生動教科書中，不斷汲取精神滋養與前進動力。